第二届“以美育人——深圳福田美术馆邀请展”

学术主持：薛永年
策展人：  葛玉君

展览执行：霍新天  邢春伟  许佩珊  黄 宙  葛 旸

设计总监：张 辰   贾一楠   周 昉

展览时间：2021年11月15日——11月30日

展览地点：福田美术馆（福田区梅东二路原雅昌艺术馆）

主办单位：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  

                  福田区公共文化体育发展中心

承办单位：福田美术馆 宝甄艺术

协办单位：喀什古城石榴红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欧古轩艺术空间

艺术家 | 吴小虎

自画自述

自己的画，向来不大好意思找人作叙，也以借光为耻，何况自己的意向自己最是清楚，于人何求？作品之为物，正如青天之云，瓶中之水，磊磊落落的在那里，不增一分不减一寸，遇到合意的观者，宛然一笑；未入心者，原因或在作者或在观众，各自都有追求，也不必勉强。这社会虚名浮云过多，总是会败了兴，毁了面对艺术的一片安静纯洁。

 我是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版画系一直都有下乡写生的传统，相比于版画制作程序的繁琐，写生显得痛快直接。毕业工作后脱离了版画工作的环境，也就选择了“写生”这一“方便法门”坚持了下来，并以此为志业，把思考与实践都融入其中去了。大约从06年开始，我每年都抽时间用水彩写生，至今已有十多年了，看着自己这么多年留下的“痕迹”，每每觉得时间短暂光阴易逝。相书上说十年是一个“大运”，“夫运者，人生之传舍也”。对于我来说，“运”倒是没什么起色，但多年的实践和不断的思考却使自己的认知逐渐地深入并发生着改变。

 “写生”这一话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画家们的热门，其实炒的越热，其蕴含的危机就越深。历史的看，我们大多所谈到的“写生”概念都源自于西方，尽管中国早有“边鸾雀写生”之诗句，但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指向，与写生实践本身并不搭嘎。中国真正具有西方“写生”意义的概念还是从民国开始，这一概念随着西方学习归来的前辈艺术家们不断提倡，尤其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对艺术家的指导和影响逐渐固定下来，建国后又不断充实和完善，写生实践与社会体验以及国家建设联系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的对写生的认识并不单纯的指向本体语言，其潜在的社会性意义不言而喻，它指向一个共同的集体性意识。而这样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精神指向，却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引进又变得分崩离析了。八十年代以来，在自由市场的洪流中，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被无中心的个人主义所代替，艺术缺少公共的精神支撑，只能以返回本体语言的方式获取前进的动力，艺术家各自为政，艺术表达只关乎个人。在这样的艺术环境下，写生也变成了语言堆砌，变成了技术训练，变成了个人呓语，甚至变成了虚假的感情抒发。当现代化进程与社会矛盾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与思想意识的时候，面对现实中的城乡差距，面对社会心态的集体扭曲，写生如果还依旧呈现一种无病呻吟式的自我陶醉，仿佛现实仅仅只是优美的自然风光和风情式的民族人物，这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大的讽刺。若要进一步推进“写生”概念的发展，艺术家就需要重新考虑“为什么”与“如何”问题，前辈艺术家开拓的道路即是经验亦是“陷阱”，而保持艺术的“新”便是建立在对“惯例”的突破之中。

对于我而言，美院出身，最难割舍的便是造型，回想自己走过的路，一直以来，我都在追求形象感受的力量，希望能从不似与似之中寻找趣味，也希望自己能能够始终保持艺术家的敏锐。然而最近几年，在与前辈老师的对比借鉴之中，在自我的更新体悟之中，我越来越不能满足于将模特隔绝在外的写生方式。如何在传统写生方式中注入新的养分，如何能够让自己的写生触及社会触及人本身，如何能够走一条有自我的不同道路，正是写生实践的新突破口。

2017年欧洲的再次游历与学习促使我进一步改变认知，成为我思考艺术的转折点。我开始用一种介入的态度面对写生这件事，思考写生与场的关系，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触摸现实，至少以一种自以为是的方式来触摸社会与个体。在我看来，写生即创作，写生是艺术家理解当下社会和人的极佳方式，要利用它表达艺术家独到的认识和思考，不能把它仅仅当成艺术的形式游戏，它必然要承载艺术家的观念，而艺术家的观念如何得来？首先就是要对写生行为进行反思，这种反思是建立在写生的惯例基础上的，而惯例即主流；其次则要与写生的场域发生互动，尤其要在写生的场域中发现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写生就没有方向，而问题如果与场域无关，作品就无法获得与写生这一特殊行为相关的价值支持；最后，作品不能摆脱艺术家的技巧，无论是“手”的技巧还是“思”的技巧。无限度的表现手段，是艺术的死路，限制与自由是一件事物的两端。康德说：“轻盈的鸽子借着风力，自由的飞翔，并感觉到空气的阻力，它可能会想：在真空中，飞起来还要更容易吧！”也许这段话与庄子的思想比较起来更有意思，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艺术的技巧形式可能就是“筌”和“蹄”，需要先得到它后忘掉它，但重要的是，忘掉它却不是没有它。

2021年12月2日写于望京

| 塔吉克民族形象研究 | 

塔吉克民族形象研究  水彩  56×76cm  2019年-2021年

边疆形象不同于内地形象，具有强烈的政治文化内涵，二十世纪初以来，老一代艺术家深入边疆，通过写生的方式沟通了边疆与内地，满足了内地汉人对边疆的想象。五十年代，为落实党的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民族识别作为首要解决的民族工作任务被提上了议程，民族概念深入人心。与国家意志相伴随的是艺术家对边疆形像的塑造，这其中尤以画家深入边疆，塑造民族形象最为突出。对边疆的写生，从手段上说，由于方法的直接性，更容易包含真实形象的信息，其所体现出的边疆形象，在真实性上也更具说服力。作为反映手段，对边疆人物及景色的写生可以在使人信服的同时，体现画家本人的视角与艺术表现能力。但是，边疆写生不可能是现实的真实反馈，也不是单纯的绘画语言问题，正如贡布里希所言，“艺术家的出发点不是对自然的观察和模仿，而是对艺术作品的经验”。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经验同时也承载着对国家共同体中地域身份的想象以及艺术家个体在集体意识下的无意识的遵从。

作为印欧人种的中国塔吉克民族，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形象建立的宣传中，有着重要的象征作用，因此塔吉克是画家边疆表现的热点。而身处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中，这种传统的对边疆的表现方式很容易就沦为以现代文化为中心的对“他者”的猎奇。近年来，我因授课需要，每年都要带学生下乡写生，通过选择新疆的帕米尔高原，写生当地塔吉克人，希望寻找一种自我的表现方式。我的《塔吉克民族形象研究》系列作品，是以传统写生的方法，借助人类学图像研究的图式，将不同身份的塔吉克族人以及标识象征组织在一起，或写实或夸张，间或也将原住民的绘画混搭进画面，试图营造一种常态中的非常态，希望能摆脱旧的写生模式，利用一些异样感对观者产生触动，引起反思。

| 中国农民 | 

四个农民  水彩  150×100cm 2014年

歇息  水彩  56×76cm 2014年

躺着的皮皮和假寐的大妈   水彩   76×56cm  2017年

躺着的大爷  水彩  40×54cm 2010年

“三农”问题从古至今都是中国的大问题，从建国直至06年完全取消农业税，农民50年来一直为我国工业化建设奉献必要的资金积累。当国家终于进入到工业化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之时，城市的重要作用却吸引了大多数人的目光，城市所带来的价值趣味成为唯一的标准，农民传统的价值判断也因此不可避免的发生着改变，稳定而自足的农村景象早已被改版为对城市欲望的追逐与复制。事实上，尽管经济上国家对农村的投入逐年增加，但农民的精神境遇却鲜有触及。

06年以来，我每年都深入农村，目睹农村的人物与事件，尽管当时依旧是从绘画自身的角度看问题，但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因为自己也曾当过两年农民，如果不是因为母亲的家族至今都还在农村生活，自己恐怕无法真正体会农村每一位存在者的生存境遇。在形式的追求中，在与农民的交流与凝视之中，我能够体会到那份苦涩与无奈，间或也能够发现底层的生存智慧，那种安心于故土的朴素以及小民的狡黠。现在看来，自己当时的那份対形式的探求都算不了啥，如今还能让自己安心的，可能是在个体精神的表现上尚能抓住一般。

| 傣族文身 | 

傣族文身—逝去的关照体系  水彩  130×83cm×5  2018年

傣族文身—逝去的关照体系  水彩  130×83cm  2018年

傣族文身—逝去的关照体系（局部）

现代社会里，理性对世界的认识不承认在合乎常规的标准之外，还存在任何有意义的其他做法，并将明显偏离这一标准和观点的行为定义为非科学的迷信，忽略了神话或巫术在前现代社会中对人类有效面对未知世界，控制日常生活，并获得内心安定所具有的意义。2018年年初，通过朋友介绍，我对云南孟定县滚乃村傣族文身进行调查，在傣族原住民家里生活了近一个月。文身在傣族传统里流传已久，过去，傣族的男子要想博得女子的青睐，第一件事就是要去文身，文身的过程要有一套特殊的禁忌与规定，文身师也是世袭的自由职业。文身的目的，除了可以长命富贵，免难辟邪之外，在婚恋方面，小伙子不文身就被认为不具备男人的美，讨不到媳妇。

如今，面对被商品社会冲击，传统文身已行将绝迹。面对即将消逝的母题，我采取了现场写生的方式，选取五位纹有传统文身的傣族男子，将真实个体用标准图示的样貌方式呈现出来，标注文身者的个体身份姓名，并雇请村里仅有的并且因需求改变，早已放弃文身职业的两位传统文身师（依板和果允），按照对象原有文身样貌，将文身图样在我的画上复画出来，并且记录了其中一幅的符号含义及文身咒语的发音。傣族文身习俗复杂，原始宗教信仰根深蒂固，文身图样所体现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与原始宗教斗争与融合的历史结果。一方面我希望通过这次写生保留即将消失的文化遗存；另一方面我也试图通过写生，将真实与样式，个性与共性，个人与传统交汇的图像，在现实与历史之间，信仰与理性之间，个体选择与习俗控制之间形成张力，以期引发对人类当下所处的环境的思考。